尹志超：中国家庭经济风险来源、测度与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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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9日，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办的京津冀金融研究联盟2022年会暨第九届中国金融风险高层论坛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金融学院尹志超教授发表了题为 中国家庭经济风险来源、测度与影响因素 的主旨演讲。演讲分析了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的研究背景、风险来源、风险测度，疫情冲击、影响因素，并结合学术研究结果给出了政策建议。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有4.9亿户家庭。 家庭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在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所面临的经济风险，将可能通过一系列渠道传导至其他部门，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促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家庭经济风险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研究从收入、支出、人力资本和外生冲击四个方面的因素分析了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的来源。根据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等宏微观数据，计算了2011年至2021年10年各项风险来源的变化趋势。其中，家庭经营损失方面风险呈逐年上升趋势，2011年经营亏损的家庭比例为6.2%，到2021年上升至13.8%。家庭以医疗保健支出为主的非预期支出也从2011年的4596元迅速上升为2021年的15393元。

研究从财务脆弱性、贫困脆弱性、破产风险三个层次测算中国家庭的风险。关于家庭财务脆弱性，通过考察家庭总收入能否覆盖预期支出以及流动性资产是否能覆盖非预期支出来定义。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2011-2019年，中国财务脆弱家庭比例呈上升趋势，2021年中国财务脆弱家庭数约为9720万户。分城乡来看，农村财务脆弱家庭比例明显高于城市，且在经历疫情冲击后的2021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此外，北方地区家庭、四五线城市家庭、老年家庭，以及户主受教育水平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陷入财务脆弱的概率更高。

关于贫困脆弱性，研究依据世界银行人均日消费3.1美元的标准，估计了家庭贫困脆弱的概率。研究指出，我国在2020年实现了全面脱贫，但由于受到近年全球新冠疫情蔓延的冲击，许多已脱贫家庭将可能面临返贫风险。2011-2019年，中国贫困脆弱家庭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尤其在脱贫工作开展后。分城乡来看，农村地区贫困脆弱家庭比例明显高于城市。相较于2019年，遭遇疫情冲击后的2021年，贫困脆弱的家庭增加3.09个百分点，贫困脆弱家庭数约为3370万户，约增加1526万户，并且城乡差距在疫情后加大，这一趋势值得引起注意。此外，四五线城市家庭、老年家庭，以及户主受教育水平低的家庭陷入贫困脆弱的概率更高。

关于破产风险，研究参考我国在深圳试行的个人破产条例中关于债务人破产申请的条件，即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来定义家庭可能面临破产风险。2011-2017年，中国具有破产风险的家庭比例呈上升趋势。2019年，有破产风险家庭的比例下降0.83个百分点，而到了2021年，有破产风险的家庭比例大幅增加，且比例高于往年，家庭数约为1655万户。城乡家庭之间破产风险的差距也一直较为明显。此外，北方地区家庭、四五线城市家庭、中年家庭，以及户主受教育水平低的家庭面临破产风险的可能性更高。

进一步地，考虑到近三年来备受关注的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情况，研究就疫情冲击下的中国家庭经济风险进行了分析。从不同层次的家庭总体风险测度指标来看，新冠疫情显著增加了中国家庭的经济风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疫情之后，家庭的收入波动、非预期支出和出现经营损失的家庭比例均发生明显的上升，新冠疫情对家庭经济风险形成了直接的影响。

研究还分析了中国家庭经济风险影响因素。从微观视角看，金融知识、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劳动力流动、退休、数字化转型等因素均会对中国家庭的财务脆弱性产生显著影响。关于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从政策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普惠金融和电子商务政策能够显著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表明相关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体来看，家庭经济风险表现为财务脆弱性、贫困脆弱性和破产风险，家庭经济风险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家庭特征异质性。新冠疫情对家庭经济风险有重要影响。在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需要高度关注家庭经济风险，特别注重农村地区、四五线城市、人力资本较低和就业稳定性较差家庭的经济风险，并采取措施缓解这些家庭的经济风险， 促进共同富裕。